前段时间觉得自己走入了一个误区，即总是站在书本和哲学的高度来研究东亚文化，但现实确总无法满足和解释诸多的疑问，诸如中国文化到底有没有出路，出路在哪里？还是已经成了作古的古董，只有了赏玩的价值？翻开书本就不知不觉忘了前路的艰巨，合上书本却又时时被困扰，思想，心灵都得不到归宿和安定。因此，这几日想集中精力理一理这方面的头绪。

 

   研究所谓的中西文化，以寻出中国文化的出路大体来讲可以分为三派，即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主张重返中国的固有文化，和折衷派。说到文化，究竟什么是文化？文化的概念又是什么？为此我特地到图书馆去翻阅了相关书籍。人类是文化的动物。我相信这一点大家都没有太多疑意。从人类学家Rutot发现的前石器时期的遗石证明了人类初期文化的萌芽。有些人认为人类经历过一个没有文化的时期，与其他高等动物无异。这种说法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人类既是文化的动物，人类的产生就标志着文化的产生。不管这种文化形势多么原始和简单，都不能被认为为文化的空白。因此应该说，在人类的整个进程中找不到完全没有文化的阶段。

 

   文化固然是人类的创造品，但文化同时也可以说是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的基础。这样说是有道理的。我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乃至思维方式无一处不受到已有文化的影响和约束。一个人自小至大都饱受着他们社会的文化的影响。他对于自己创造的新文化，也免不得受这些已有文化或旧式文化的影响。说到什么是文化，著名的人类学家Tylor在其《Primitive Culture》中这样说到，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总体，包括智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所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 （因为不记得原文了，所以凭记忆翻译的，以下引用同）。比较Tylor的分析更为精密和详细的是Ratzel在《The History of Mankind》里，把文化分为物质和智识方面的创造，而所谓物质和智识两方面又可以划分为下列诸类：（1）言语 （2）宗教 （3）科学和艺术 （4）发明和发见 （5）农业和畜牧 （6）服装和装饰 （7）习惯 （8）家庭和社会风俗 （9）国家 （10）财产 （11）战争。而文化方面的累层的分类，现在普遍认同的一种是被分为了五类，为（1）Neolithic Age (2)Paleolithic Age (3）Stone Age (4)Bronze Age 和 (5)Iron Age。 这主要是立足于人类生产力和物质的累积，而此外也有以思想为立足点的分类者，如法国的Comte把人类的思想发展分为了三个阶段，即（1）神学时代 （2）形而上学时代 （3）实证时代或科学时代。而其中神学时代又包括了一神期和多神期。处于文化初期的原始人类是完全依赖感官的，他们可以被叫做Sensatinnalists。 而近代的学者也有把人类的进程按照经济和文化高度来分类的，这一类的代表人物有Hankins把文化分为（1）直接应用天然所供应的物产 （2）有意识的培养。 如种植和畜牧。 （3）有目的的利用。如制造或者贸易。等三个阶段。而Morgan在他的成熟之作《Ancient Society or Research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Savagery 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按文化的高度把文化分为了三级：Savagery, Barbarism and Civilization。

 

   以上是有关文化的一系列概念。下面依照我查书，思考的顺序先从中国文化的折衷派讲起。这一派介于全盘西化派和复古固有文化派之中，意义是“人言人殊。“这一派的有些人认为以中学为本，西学为用是中国文化的出路。如中学是桌子，而西学为椅子。又有些人认为中学为体的体指的是能力（Capacity)，用则是动作（Action).更有人以为，体是机体（Organ），用是功能（Function)。这些说法未尝没有道理，但是动作之于能力以及功用之于机体，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中西学术，各有其体，而且各有所用。其用之所依在于其体；其体指所表在于其用。因此这两点本来相互相存，而现在硬要把其分开，如同舍本而求其末。

 

   主张这一派的代表，最具有力量，影响力，也说得最为透彻的当属张之洞。张在其《劝学篇》篇头就有下面这一段谕批：（忘记记录了，明日补上）

 

   张之洞在当时本来就是第一等的名流疆吏，言论足以左右人心，自不待言，又得圣旨之奖励，其影响之大可以见的。张氏著书的原因，据自己在序中说：“ 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而其结果是：“ 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瘉。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所谓中学就是旧学，所谓西学就是新学。“四书，五经，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设学） 张氏这样去区分中洗雪，只有程度上的差异而没有种类上的差异。所以中学里的政书故宜学，西学里的政书也要学，其结果就是要新旧兼备，不使偏废。“（设学） 而“知外不知中，为之失心；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

 

   因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所以中学乃治心之学，西学则是应世事之学。但是若要从西洋输过来的文化不要和中国文化相背驰，西学就被采纳其表。因此中国文化不但不只有存在的必要，而且为采纳西洋文化的标准。假是两者相背驰，则宁可弃西学而留中学。因为这种缘故，中学仍当其本，而西学为其末。但是张之洞又说：”今欲强中国，存中学，不得不说西学。“ 照他的意思，西学是不可不讲的，不讲西学，则中国弱；中国弱则必至亡，中国之中学也比随之而亡。所以不但为中国强计，不得不讲西学，而且为保存中学，也不得不讲西学。

 

   以上就是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体系。乍看之下，似乎严谨合理，取中西之精华，但是细细分析，其实不然。原因有四：

 

（一） 一般用中学，西学这名词，虽然包含很广，然而他们所谓西学，不外就是西政和西艺；而所谓西政和西艺，又不外像张之洞所说“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商工，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广，化，电，西艺也。“ 他们绝想不到除了这些表面的西方文化的背后还有更多的学科种类和更深的文化根源。梁启超曾说过：“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说；而在其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中学问可见。“除已见的西艺外，还有西政，除此一切的西方哲学，宗教，人生观，社会观，以及促成文化形成的原动力和基础，他们不但不提，更不知其的存在。

 

（二) 学问故有新旧之分，确无中西，中外之分。质言之，学故有时间上的差异，却没有空间上的不同。在中外未曾接触之前，我们既没有东西学的概念，则东西学一说不能成立。在东西接触之后，则其趋势及其结果若不是趋于一致，则必趋于和谐；若不是趋于和谐，则必是一者逐渐伸张，一者逐渐化为陈迹，从此只有历史上或为研究而研究的价值，其结果终是一致的。所以所谓中西学其真义就是新旧学也。而屡用中西，中外，新旧等名词，不知其分别，而简单地将中学归为旧学，西学化为新学是不正确的。每一种学说都是时代的产物。西学既是顺应当时时局的新产物，则西学应讲求，且必更甚于旧学。中学不再适合新时境所用，不能救世应时，则无法与新学简单地融为一炉来强中国，强中国文化。

 

（三） 上面已经指出过的：有其体，必有其用。有其用，比依其体。中学有中学的体，西学又西学的体。中学有中学的用，西学有西学的用。唯有中学的体才能生出中学的用，也惟有西学的体才能生出西学的用。反过来说就是，中学的用，是完全建立在中学的基体上的，而西学也相同。好像眼无法用于听，鼻不能用于视，而耳不能用于闻一般。今欲存中学之体，而取西学之用，和欲以眼鼻带耳，相去几何？其实体用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东西。要是中学只有了体，而没有用，那么中学也就只能当作古董赏玩，摆设了。

 

（四） 所谓的“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助长了学而不透之风的盛行。 张之洞讲“不讲新学，则势不行；兼讲旧学，则力不济。“因为要学兼中西，所以劝人“不必以目见洽闻为贤。“同样，他见的西文难于东文（日文），所以劝人读西文不如读东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但是，我们忘记了，只有学其根源，学其渗透，得到的才能是精华。日本人既能直接学西学，中国人岂有不能之理？